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过去党的一元化领导有什么不同论文(3篇)

内容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过去党的一元化领导有什么不同论文

篇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过去党的一元化领导有什么不同论文

　　研究综述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下的“分者际也”到“党政分合”的现实启示刘蓓蓓（延安大学政法学院　　陕西延安　　716000）[摘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针对党政关系，“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曾在日记当中提出“党政必然要有分。分者际也”的观点，学界一些学者对此关系也提出“党政分合”的观点。随着时代变迁，曾经的“分者际也”与如今学界的“党政分合”观点更呈现出一种传承关系，构建了新时代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历史必然性。[关键词]一元化领导；“分者际也”；“党政分合”[作者简介]刘蓓蓓（1995-），女，汉族，陕西安塞人，延安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图分类号]D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031（2019）06-0023-021942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与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即：“九一”决定），明确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地位在各个方面的体现，这也表明，党政关系作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需要众人发挥群众智慧，细细探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史观要求人们，在新时代新问题面前，要吸收前人的智慧，而不是全盘吸纳，也就说明针对“分者际也”观点要批判的继承与学习，于是，便有了学界一些学者提出的“党政合一”的观点。一、“分者际也”的历史内涵“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在他的日记（即《谢觉哉日记》）中曾长篇幅的论述过其对当时情况下党政关系的看法。其中谢觉哉于1942年1月31日写道：“党政必然要有分。分者际也”①。谢觉哉认为，党的主张、党员干部的认真负责，实则都需要“政”去实现，是不可分的，但基于党是党员的，而政权是人民的，故而又是不可不分的，所谓“分者际也”。笔者认为，谢觉哉提出“分者际也”的观点，是基于当时抗日战争艰苦的时代背景之下，着重需要强调中国共产党对一切事物的一元化领导，而具体工作的安排与部署，则应适当将自主权交由“政”去实现，应与“三三制”相结合，更能贯彻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思想，并能够得到大量的党员及其非党员、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只有明确“际”，分清“际”，才能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取得大多数人民群众与其他党派、社会贤达的大力支持。“事实证明，当各阶级、各党派人士的意见皆有发表的机会，其利益都可获得保障时，不仅不会增加纠纷，而且和衷共济之心日增统一团结之业日固”②，顺应历史潮流，强调民主政治，也对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大生产运动的组织动员都有积极性的任用和有利影响。更为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继续探索党政关系、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一）“分者际也”是延安时期人民智慧的体现“要懂得党只是阶级的一部分，更只是人民的一部分，党的政策必须人民了解，变成人民的政策，人民是不可包办的，且不可强制的。包办与强制不仅不能发挥政策的作用，且可得出相反的恶果。”③谢觉哉在这里强调党的一切政策，应该首先得到人民的理解与拥护，如若做不到这一点，只是一味地替代人民去做决定，统揽一切，最终会“自食恶果”。“分者际也”，就应当准确把握“际”的尺度，牢记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决策，要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际”的尺度和分寸把握清楚，党政关系自然也理顺，党政工作的效率也将会大大提高；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在抗战艰苦的时代背景下，人民群众更能从党的决心中看到未来中国的希望，看到这个政党完全有能力领导自己走向民族复兴的希望。笔者认为，这便是准确把握“际”的尺度与分寸的必要性。（二）“分者际也”是延安时期团结各党派的体现“要懂得党员有两重身份，一方是党员与非党有异，一方是工作人员或人民和一般工作人员或人民一样。”“党委不能强迫各级民意机构服从自己，党员和党团，不能用非民主手段，使政权中非党干部服从自己。”④谢觉哉针对党政关系中干部成分的构成，进行了阐释，强调了中共党员干部、其他党派党员干部以及普通群众干部在党政关系中的责任与义务。明确干部成分的构成，能够推进党政关系的健康团结发展。“在三三制政权中，要避免过去党政会议不分，把政的会当作党的会，党的话拿到政上说的现象；以对党员态度2019第06期│《党史博采》23

篇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过去党的一元化领导有什么不同论文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对“一元化”的不同阐释及其成效比较

　　作者：李俊卿

　　来源：《文教资料》2010年第16期

　　摘

　　要:抗战时期,为了支持长期的抗战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国共两党都逐步进行了体制的调整和改革,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都建立了一元化的领导体制。但是国共两党对一元化作了不同的阐释,国民党的一元化本质是独裁的,而共产党的一元化本质是民主的,这种本质的区别,对国共双方在战后的政治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抗战时期

　　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

　　一元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揭开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在民主危亡的历史关头,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开创了团结御侮、共同抗日的新局面。为了支持长期的抗战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国共两党都逐步进行了体制的调整和改革,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都建立了一元化的领导体制。同样是一元化,国共两党对一元化的阐释及其实施效果却产生很大差异,原因何在?这种情况对国共双方又将产生何种影响呢?本文试就这些问题作以探讨。

　　一、国共两党对“一元化”的不同阐释及实施途径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抓住民族危机深重、中共做出“政治妥协”,各地方实力纷纷“捐弃前嫌”,表示服从南京中央政府的领导,“共赴国难,救危挽亡”的时机,推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一个主义即三民主义,一个政党即中国国民党,一个领袖即蒋介石,力图将战时的重大事务完全纳入国民党的领导之下。1938年3月29日,中国国民党在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时就一再鼓吹“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一个政府”,“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并说:“在非常时期,行动固宜统一,理论尤贵一致。”以图以三民主义“消灭政治斗争之意识”。在党政关系上,“采取以党统政的形态”,要求“以最高政府之命令,贯彻党的意旨,推行党的政策”,[1](P437)等等。其目的就是把国家的一切活动,以至于国民的全部行动和思想,均以抗战为宗旨,以军事为中心,统一到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体制中来。

　　国民党建立一元化领导体制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改国民党内的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为总裁制。新的国民党总裁拥有总揽全国党政军之大权;二是改国防最高会议为凌驾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之上的超级军事独裁指挥机关——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这两项改制,使全国的一切党政军大权都集中到国民党,甚至可以说是直接集中到了蒋介石一人手中。因为,蒋介石是国民党的总裁,又是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委员长,同时他还是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权力之大,民国以来尚无人能比。作为国民党总裁,根据1938年3月3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